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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時代雖離當代教會越來越遙遠，但其精神寶庫不僅沒有「過時」；甚且，由於他們是聖經、教會傳統、教會訓導與神學理論最優越的闡釋者，至今仍傳遞著教會的聖傳，伴隨並引導著當代教會持續成長與茁壯。
教父秉承使徒的教導，駁斥各種異端思想，並以大公會議的形式，共同制定了基督宗教的信仰準則；他們逐步完善教會的聖統制，實現了新約時代未完成的教會管理模式；他們的神學研究方法值得後人借鑒，其著作蘊含文化、靈修和使徒的寶庫，更是該時代的文化傳播者。
本書立基於此，分三部分闡述教父們在不同時代所給我們留下的信仰精神遺產，期望藉此，持續激發並促進今日基督徒度合乎信仰的生活，以不負天主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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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佳博，羅馬奧斯定學院教父學碩士。
黃孔如，福建寧德人，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學士， 2014年獲宗座拉特朗大學（羅馬）神哲學學士學位，2017年獲羅馬奧斯定學院教父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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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羅馬奧斯定教父學院校長推薦序（若瑟‧卡盧梭 撰，陳菀茹 譯）
1 導 言
1 一、教父學及其領域
5 二、教父的稱呼
9 三、教父使用的語言
10 四、學習教父學的理由
13 五、關於本書
19 第壹部分 一世紀～三世紀末
23 第一章 使徒教父時期
23 一、羅馬的克萊孟（Clemens Romanus）
27 二、安提約基亞的依納爵（Ignatius Antiochensis）
37 三、耶里奧波利的帕皮亞（Papias Hierapolis）
39 四、斯米納的波利卡普（Polycarpus Smyrnaeus）
41 五、佚名書信：《十二宗徒訓誨錄》（Didachē / Doctrina duodecim Apostolorum）、《巴爾納伯書》（Barnabae Epistula）、《赫爾瑪牧者書》（Hermae Pastor）
48 第二章 經外著作---偽經
49 一、舊約時代的偽經
50 二、新約時代的偽經
66 第三章 殉道作品
66 一、初期教會的殉道觀
69 二、殉道著作的種類
80 第四章 希臘護教教父
83 一、古拉都（Quadratus）
83 二、雅典的亞里斯提德（Aristides Atheniensis）
85 三、猶斯定（Iustinus）
91 四、雅典的阿忒那哥拉（Athenagoras Atheniensis）
93 五、安提約基亞的德敖斐羅（Theophilus Antiochenus）
94 六、撒爾德的梅利道（Melito Sardensis）
95 七、《致狄奧尼書》（Epistula ad Diognetum）
98 第五章 反異端教父
100 一、第二世紀主要的異端流派
110 二、里昂的依勒內（Irenaeus）
117 第六章 羅馬教會
118 一、米努修（Marcus Minucius Felix）
121 二、依玻理（Hippolytus）
133 三、諾瓦軒（Novatianus）
138 第七章 北非教會
139 一、戴爾都良（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ianus）
158 二、西彼廉（Cyprianus Caecilius Thascius）
168 第八章 埃及的亞歷山大教會
169 一、亞歷山大學院
172 二、亞歷山大的克萊孟（Clemens Alexandrinus）
178 三、奧利振（Origenes）
197 第貳部分 四世紀～五世紀
197 一、教會所處的政治環境
200 二、基督宗教化
202 三、新的神學爭論
204 第九章 亞略與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及其信經
207 一、亞略（Arius）及其爭端的開始
210 二、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
221 三、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後的處境
224 第十章 凱撒勒雅的歐瑟伯（Eusebius Caesariensis）
224 一、生平
226 二、著作
233 第十一章 耶路撒冷的濟利祿（Cyrillus Hierosolymitanus）
234 一、生平
236 二、著作
237 三、神學思想
240 第十二章 尼西亞大公會議的捍衛者
241 一、亞大納削（Athanasius Alexandrinus）
256 二、普瓦提的依拉略（Hilarius de Poitiers）
269 第十三章 其他主要的異端思想
269 一、摩尼教（Manichaeismus）
272 二、阿波林學說（Apollinarismus）
275 三、多那特主義（Donatismus）
277 四、普利西里安學說（Priscillianismus）
279 五、白拉奇主義（Pelagiusmus）
282 第十四章 卡帕多細亞三教父與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會議
284 一、大巴西略（Basilius Magnus）
295 二、納祥的額我略（Gregorius Nazianzenus）
303 三、尼撒的額我略（Gregorius Nyssenus）
315 四、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會議
導 言
一、教父學及其領域
「教父學」（Patrologia）一詞是由德國信義宗的神學家格哈德（Gerhard Johann, 1582~1637）最早提出，他是一位研究教父（Patres ecclesiae）的歷史學家、傳記學家、評論家及注釋學家。就現今而言，在許多人看來，教父學是一門既神秘、又深奧，或者說更是神聖的神學學科。其實，教父學是指有關教父的生平、著作與理論研究的一門科學，它實際覆蓋了整個古代基督宗教的教父與其著作，還包括那些無名的、次要的、甚至非正統的文獻。教父們不僅與每位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息息相關，而且教會的信仰都帶有教父的「身影」，基督信仰的傳承離不開教父們對聖經與天主奧秘的反省、爭論、討論、辨別、總結與教導。
早在四世紀時，已有教父從事相關教父的研究工作。例如：凱撒勒雅的歐瑟伯（Eusebius Caesariensis, 約265~340）寫的《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他從史學角度，介紹了從使徒時代到324年期間各教會的發展情況，以及各大教會的代表人物；還有熱羅尼莫寫的《論眾多名人》（De viribus illustribus），其中簡要介紹了直到他自己為止的135位教父的生平與著作。到第五世紀中葉，馬賽的哥納德（Gennadius Massiliensis, +約492/505）繼續熱羅尼莫的工作，介紹了九十多位與他同時代的教父。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羅（Isidoro de Sevilla, 約560~636）、托萊多（Toletum）的依德豐（Ildephonsus, 約607~667）與讓布盧的西格貝爾（Sigebertus Gemblacensis, 約1030~1112）都寫過《論眾多名人》的同名著作。
特里特米的若望（Iohannes Trithemius, 1462~1516）在學習並參閱了先前教會作家的基礎上，於1494年寫的《論教會作家》（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介紹了964位教會的作家。幾年後，義大利的聖博敏（Roberto Bellarmino, 1542~1621）樞機也曾寫過類似的同名著作，並於1613年出版。法國的教會史學家勒南（Louis-Sébastien Le Nain de Tillemont, 1637~1698）於1693至1712年相繼出版了《用於最初六世紀教會史的資料》（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s six premièr siècles）。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內，在批判學的影響下，一些教父學家相繼在巴黎、維也納與柏林編輯並出版了有關拉丁與希臘教父著作的批判性系列叢書，其中法國神學史學家米涅神父（Migne Jacques-Paul, 1800~1875）比較著名，他整理收集的教父文獻包括：《教父學大全：拉丁語系列》（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共221卷，其中收錄的拉丁語文獻到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ius III, 1198~1216）為止；以及《教父學大全：希臘語系列》（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共162卷，其中收錄的希臘語文獻直到佛羅倫斯大公會議（1439~1445）為止。
教父學不僅僅局限於對教父的文本及其思想的研究，更以跨學科的研究方式，補充與整合本學科的內容，尤其與聖經、信理、文學、禮儀、歷史、考古、倫理、靈修等學科的關係十分密切。此外，與教父學緊密相關的學科還有教父神學、古代基督宗教文學和信理神學：
教父神學作為一門學科，它最早出現在十七世紀，主要從事某位教父的神學思想研究，或針對某一特定神學思想探討歷代教父們的看法，比如基督論、聖三論或教會論等。
西方的一些著名大學將教父學稱為古代基督宗教文學，其中羅馬的智慧大學（Sapienza-Università di Roma）、英國的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等知名學府，在教父學領域的研究尤為突出。然而，古代基督宗教文學與教父學的研究重點不同：後者側重強調正統教父們的神學思想，前者則更關注古代基督宗教作家的寫作風格及其著作的文本意義，而且這些大學所設置的講堂，很可能將一位「異端」（Haeresis）作者的著作與正統教父的著作相提並論。
最後，與教父學相比，信理神學涉及的年代跨度範圍較廣，因為該學科還強調的是教會權威當局宣布的、應當相信的教理。
二、教父的稱呼
自古以來，教會常秉承耶穌的教導：「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18~20）。使徒們領受了耶穌的吩咐，回憶並宣講耶穌生前的教導及他所行的事蹟，並將這些教導以書寫或口傳的方式代代相傳，後由教父負起闡釋的任務。受不同文化與環境的影響，耶穌基督的教導成為教會的宣講內容，並逐漸發展為帶有地方特色的神學傳統。
「父」（Pater）原義是父親，在古時也指代學士或教師。猶太人對「父」的理解與「教父」一詞的意思不太一樣，前者所包含的意義更廣：猶太人不僅將「父」用於對祖先的尊稱，因為他們是天主許諾的守護者，而且也是對辣彼的稱呼，因為他們是以色列人在精神上的「父親」。至於「教父」，在不同時期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保祿也用過父親的形象形容自己：「我寫這些話，並不是為叫你們羞愧，而是為勸告你們，就如同勸告我所親愛的孩子一樣，因為你們縱然在基督內有上萬的教師，但為父親的卻不多，因為是我在基督耶穌內藉福音生了你們」（格前四14~15），以及「就是為我在鎖鏈中所生的兒子敖乃息摩來求你」（費一10）；但顯然保祿想要表達的，是他在福音內「所生」的那種父子關係。使徒時代的基督徒使用「父親」以稱呼聖經中出現的偉人，他們是基督徒的典範，特別是在一些重要教會團體的負責人，而且他們多數是主教。到四世紀中葉，「教父」的稱呼開始使用，指那些捍衛正統思想的主教，特別是參與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325）的318位主教。因此，教父指的是那些教授並奠定教會神學理論根基的基督宗教作家，之後，對教父的稱呼進一步得到流傳。
在這些教父中，他們絕大多數是主教，例如羅馬的克萊孟（Clemens, 88/92~99/101）、安提約基亞的依納爵（Ignatius Antiochensis, +約107）、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三教父、奧斯定（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有的是司鐸，例如奧利振（Origenes, 185~254）、熱羅尼莫（Sof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 347/8~419/20）、若望達瑪森（Iohannes Damascenus, 約675~749）；有的是平信徒，如猶斯定（Iustinus, 約100~165）；有的教父身分無法確定，例如《致狄奧尼書》（Epistula ad Diognetum）的作者。
434年，萊蘭的文生（Vincentius Lerinensis，+450前）將教父界定為：「他們是那些活出、教授及保持在信仰中，以及聖潔地、智慧地及持續地與大公教會共融的人」。由此，以下四點可作為教父的標準：
第一是正統性：一位教父的思想，要與普世教會保持共融。儘管教父是基督信仰傳統的見證人，但沒必要太過於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的個人觀點上，而要關注他們對基督信仰的認同感。例如奧利振和戴爾都良（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ianus，約160~220），他們生前的生活似乎有不太符合教會的教導，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思想走向極端，但教會還是欣賞他們對信仰的見證與熱忱。因此，本書在介紹到戴爾都良與奧利振時，不以教父稱之，但紀念他們對基督信仰的付出以及神學研究上的貢獻，而稱他們為可敬的古代教會作家。
第二是聖潔的生活：很多教父都是聖人，尤其在四世紀前的教父以殉道為主。這一標準並不代表他們生前從未犯罪或犯錯，有些教父也會由於個人的主觀偏見或性格，對他人造成傷害。重要的是，他們的生活常與福音的精神保持一致，並為福音做見證。
第三是教會的批准：它不僅指那種經過教會當局以正式方式---如大公會議---承認其教父的身分，也可以是教會直接或間接引用某位教父的著作或影射某位教父的思想。
第四是年代久遠：關於這點，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看法。有的將奧斯定或大額我略（Gregorius Magnus, 540~604）視為古代教會與中世紀的分水嶺；有的將1054年東、西方教會分裂作為教父時代的終結；有的將伯爾納德（Bernard de Clairvaux, 1090~1153）視為最後一位教父。但依照教會傳統的看法，東方的最後一位教父是若望達瑪森，西方的是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羅，本書也將遵循這個標準。
教父時代之後，教會不再用教父稱呼那些重要的神學家，而是稱他們為教會聖師，例如中世紀著名的神學家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1298年，教宗博尼法奇烏斯八世（Bonifatius VIII, 1294~1303）頒布了《教會傑出的聖師》（Egregii doctores ecclesiae），將盎博羅削（Aurelius Ambrosius, 340~397）、奧斯定、大額我略和熱羅尼莫視為西方教會的四大教父。後來，為了與西方教會的四大教父相對應，教會將大巴西略（Basilius Magnus, 約330~379）、亞大納削（Athanasius Alexandrinus, 295~373）、納祥的額我略（Gregorius Nazianzenus, 約329~390）和金口若望（Ioannes Chrysostomus, 347~407）封為東方教會的四大教父。
三、教父使用的語言
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Magnus, 主前356~323）對希臘文化的傳播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征服了地中海周邊的地域之後，迅速推行希臘語。希臘文化經過希臘語的使用與交流，有利於亞歷山大大帝的政權穩固。他推行的語言政策，也推動了希伯來聖經的翻譯工作；主前三到二世紀，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就已經出現聖經舊約希臘譯本，甚至當時的猶太人都熟悉希臘語。
羅馬帝國崛起時，其通行的官方語言依然是希臘語，但每個地方有各自的方言，漸漸地，一些地方開始使用成文的語言。羅馬文明吸收與繼續傳遞希臘文明的同時，也向外傳播自身的文明，但希臘語還是影響著西方教會持續到三世紀左右。二世紀末，西方教會的作家開始用拉丁語寫作，而教會現存最早的拉丁語文獻就是《施隆人殉道錄》（Acta Martyrum Scillitanorum），它成書於180年左右；之後，北非的戴爾都良也用拉丁語寫作。而希臘語在東方教會內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到六世紀時，它才被其他語言代替，如敘利亞語、科普特語、哥特語、阿拉伯語、阿爾美尼亞語、格魯吉亞語。
教父時期，教父們使用的語言以希臘語與拉丁語為主。這兩種語言在寫作風格和表達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它們又具有各自的特點：希臘語注重哲學、文學與修辭，而拉丁語講究語法、軍事、法律與管理。三世紀前的教父幾乎都精通希臘語；到四世紀時，有些拉丁教父熟悉希臘語，如普瓦提的依拉略（Hilarius de Poitiers, 約315~367）、盎博羅削、熱羅尼莫、大額我略，奧斯定曾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懂希臘語，後來他有學習希臘語，而且在他擔任主教後所寫的著作或講道中，都曾出現過希臘語。東方教父則很少對拉丁語感興趣，他們幾乎都不熟悉拉丁語。
四、學習教父學的理由
從時間角度上看，教父時代雖離當代教會越來越遙遠，但教父的精神寶庫絕無「過時」之虞，因為他們是聖經、教會傳統、教會訓導與神學理論最優越的闡釋者：「教父仍展示他們的活力，並且他們還有很多事要囑咐那學習或教授神學的人」。為此，宗座教育部（Congregatio de Institutione Catholica）在1989年發布了一份《關於在司鐸培育中研讀教父的指南》，給那些在修院或學校進修，並準備領受鐸職的修士解釋研讀教父學的重要性，同時指出研究教父學的方式與研究聖經學極為相似。這份《指南》給出了研讀教父學的三個理由：
首先，教父是傳遞教會聖傳的優先見證人。教父是古代教會史的主角，延續著自使徒傳遞下來的基督信仰，伴隨並引導著初期教會的成長與壯大。他們教導信眾回歸聖經，以虔敬與智慧的方法，尋找辨別聖經真偽的標準，經過他們的祈禱與辨別之後，聖經的正經書目得以確定：「教父們的言論證實這傳授活生生的存在，它的資源流入信仰和祈禱的教會之實際生活中。教會藉傳授辨識出聖經的完整綱目，而且這些聖經藉聖傳更在教會內徹底地被領悟，並且不斷地見諸實行。」同時，他們秉承使徒的教導，駁斥各種異端思想，並以大公會議的形式，共同制定了基督宗教的信仰準則，即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為基督信仰的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此外，在教會制度方面，他們逐步完善教會的聖統制，實現了新約時代未完成的教會管理模式。
其次，教父的神學研究方法值得後人借鑒。在初期教會，教父不僅要面臨羅馬帝國的迫害，又要應對外教人對基督信仰的誤解與攻擊，甚至教會因受到不同文化與錯誤思想的影響，內部時常湧出一些有違信仰的錯誤學說。在此背景下，為了表達對基督忠實的信仰，教父們一方面要冒著丟掉性命的危險，依靠聖經與聖傳，藉著對話與著述，努力維護基督宗教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他們借用不同哲學流派的思想，合理地解釋天主的啟示奧秘，勇敢駁斥錯誤學說，真誠傳遞信仰的真理，堅決捍衛大公教會信仰的正統性。
最後，教父的著作蘊含著文化、靈修和使徒的寶庫。從文學角度上看，不難理解教父學對古代基督宗教文學的重要貢獻，它們不僅為文學、修辭學、散文與詩歌的發展提供了素材，而且也對羅馬帝國與「拜占庭帝國」（Imperium Byzantinum）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教父們不僅是他們所處不同時代的第一見證人，因受不同文化的薰陶，他們更是該時代的文化傳播者；教父們懷著信仰，見證並記錄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豐富了人類的精神寶庫。在靈修方面，教父們受到信仰的陶成後，實踐了福音的勸諭，藉著宣講與愛的行動，開啟了人的心智，將人靈帶向永生而真實的天主聖三：
藉著教父教導啟發而來的行為，基督徒從外教纏繞的世界中區分開來，在「福音勸諭」的路線上，並在警醒期待即將來臨的基督內，以擁抱「為了天國的緣故」而守貞的、脫離塵世財富的、悔改的、獨修的或團體隱修生活的苦修理念，表達他們由基督湧出的生活革新。還有很多形式的私人虔敬（像在家中祈禱、日常祈禱、守齋）與團體的虔敬（如主日以及像參與救恩事蹟的慶典、對至聖童貞瑪利亞的敬禮、守夜禮、聚會等），它們都可追溯到教父時代，並由教父的教導得到它們神修的準確意義。
此外，教父們作為教會的牧者，遵從使徒職責，藉著講道、教理講授、牧靈指南等活動，激發、促進並勸勉信眾度合乎信仰的生活，使天主託付於他們的信眾能抵擋錯誤學說的危害。
五、關於本書
本書的兩位筆者曾就讀於羅馬的奧斯定教父學院（Institutum Patristicum Augustinianum），並在該學院結識。畢業後，各自回到所屬教區，從事牧靈、修院培育及教學工作。無論在求學期間，還是在教授神學過程中，筆者發現，學生們雖然熟知教父們的名字及其生活的年代，但對教父學的瞭解顯然比較貧乏，甚至有種敬而遠之的心態。其實，這種誤認為教父學難度過高的原因基本有三：首先，研究教父學需要掌握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相關基本知識；其次，教父們使用的一些詞語和概念不易理解，尤其關於聖三論和基督論的神學術語；最後，現今漢語界關於教父學的資料比較貧乏，而且教父著作的中文譯本與教父思想的研究，主要來自天主教以外的知識份子。
據筆者瞭解，漢語界最早一部有關教父學的教材，要歸功於上海的耶穌會會士吳應楓（+1977）司鐸，他於1948年翻譯了甘蘭（Fulbert Cayré, 1884~1971）的《教父學大綱》（Précis de patrologie et d'histoire de la théologie）。甘蘭的原著寫的很不錯，讀起來琅琅上口，但可能由於譯者所處的年代因素，中文表達方面存在很多不通順的地方，讀者很難讀懂譯文的意思。另一部有關教父學的教材是由丘建峰先生編寫的《教父學》，雖然通俗易懂，但在內容方面顯然有些不足。
筆者向以上參與教父學研究的譯者和作者表示極崇高敬意，他們的辛勤耕耘為教父學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自2018年起，筆者覺得有必要把在奧斯定學院的學習所得編寫成書，經過兩年的合作，期間也參考了一些義大利語、法語、英語的教父學教材與相關著作，以及一些教父的希臘語或拉丁語的原著資料，共同完成了眼下的這部拙著---《教父學導論》。筆者自知才疏學淺、能力有限，無法全面而完整地介紹所有教父，只希望能為漢語界對教父學感興趣的有識之士盡點微薄之力。
筆者深知教父們的偉大，他們的著作與思想更是豐富多彩，其中不僅蘊藏他們對天主聖三奧秘的探求與解釋，也體現出他們對信仰的熱忱、持守和傳揚。儘管他們在世時，曾為了信仰的緣故發生過爭執、指責，甚至相互譴責與絕罰的情況也屢次出現，但他們對信仰的執著不容置疑。
宗座教育部還強調：「［教父學］更趨向歷史、生平訊息與文本層面的探究，並且它與古代教會史有一種自然的聯繫。」基於以上指示，筆者以主要代表教父的個人生平與事蹟為主，以史為輔，介紹有關聖三論和基督論的爭論，並將本書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一至三世紀末的教父；第二部分以亞略爭端開始，並以奧斯定作為教父黃金時期的結束；第三部分將聶斯多略（Nestorius, 約381~451）的爭端與厄弗所第一次大公會議的召開作為起點，直到若望達瑪森為止。全書按時間的順序，除了介紹近五十位主要教父的生平事蹟、著作與神學思想之外，還說明了在教會內外出現的一些代表性的錯誤學說。為應對這些學說或爭論，教會召開了六次大公會議：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325）、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會議（381）、厄弗所第一次大公會議（431）、加采東第一次大公會議（451）、君士坦丁堡第二次（553）和第三次大公會議（680~681）。
關於本書，筆者需要作以下幾點聲明：其一，本書所涉及的教父或教父時代的其他人物，以及他們的著作名稱，幾乎全部統一使用拉丁語；若在教父的拉丁語名字後面未標明其出生年月，默認為未知或不詳。其二，在一些古代典籍的書名前，筆者未標其作者署名的，則表示無法確認作者的姓名。其三，關於一些神學和哲學術語，筆者盡可能註明其原文，以便利於讀者參閱。其四，本書中出現了許多人名，尤其是教父們的名字，由於國內外的學術界至今未能統一和規範他們的中文譯名，因此，筆者只能儘量使用接近天主教使用的譯名。最後，由於筆者長期受天主教教育的陶成，本書更接近天主教使用的表達方式，希望不會對天主教之外的讀者造成閱讀上的困難，敬請各界朋友諒解和支持。
本書能夠順利完成，離不開天主的莫大恩賜，及恩師們的諄諄教導與各界朋友的鼎力支持。首先，感恩天主賞賜筆者出生在天主教傳統教友家庭，以及在奧斯定學院進修教父學的機會；其次，特別感念奧斯定學院的幾位教授們---Prof. Robert Dodaro（前任奧斯定教父學院校長）、Prof. Giuseppe Caruso（現任奧斯定教父學院校長）、Prof. Nello Cipriani、Prof. Angelo Di Berardino、Prof. Manlio Simonetti（+2017）、Prof. Patrick Descourtieux、Prof. Juan Antonio Cabrera Montero、Prof. Carlo dell’Osso、Prof. Virgilio Pacioni、Prof. ssa Emanuela Prinzivalli、Prof. ssa Anna Maria Marafelli，他們對教父學的熱愛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是筆者的榜樣和模範。最後，感謝那些參與本書校對工作的成員（按拼音字母順序排列）---陳若瑟院長、陳菀茹老師、崔寶臣神父、池毅懷神父、韓鐸神父、郭文生修女、李路加神父、李倉健修士、吳燕、謝華博士、楊素娥老師、張維明先生，他們曾細心閱讀、校對了本書的初稿，並提出了一些寶貴的修改意見，助益甚大。
謹將本書獻給那些曾幫助過筆者的團體或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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