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蒙相遇與福傳事業(懷仁叢書10)----聖母聖心會在鄂爾多斯的歷史1874-1911
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Hetao)1874-1911
書號 : 209032
原著 : ,Patrick Taveirne
譯者 : 古偉瀛、蔡耀偉
定價 : 650元   
頁數 : 644 頁
裝訂/尺寸 : 平裝 / 25 開
初版日期 : 2012.08
版次 : 初版
ISBN : 978-957-546-732-6
庫存 : 有


  •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 本書目錄
  • 精采書摘
  • 內頁試讀

本書追溯比利時聖母聖心會在歐洲殖民主義高潮及清王朝崩潰期間,蒙漢交界地帶的生態、地緣政治、社會經濟及族群文化等脈絡中的歷史。我們將敘及1862年聖母聖心會的誕生,直到1912年清王朝的終結。

  本研究論述了塞外黃河河套沿岸的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區,從1840年代遣使會傳教活動到1870年代司各特會士接手後近四十年的福傳事業。作者概述了鄂爾多斯蒙古人在清帝國統治下,以及基督宗教傳道團在歐洲國家脈絡下的歷史發展。不僅處理傳道團的歐洲背景、教會聖統及修會的雙重組織,也處理母國及海外傳教田野的關係、晚清社會經濟脈絡中的傳教動機,以及在地化天主教社區的生活型態。另外,鄂爾多斯草原的沙漠化、內蒙古民間義和團運動對於聖母聖心會及在地教會發展所造成的後果及影響,也都在本書中娓娓道來。閱讀本書至少會在三方面有進一步的了解:十九世紀歐洲天主教會的情況,清末民初塞外民族的生活風貎以及聖母聖心會在鄂爾多斯的傳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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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成立南懷仁文化協會(Verbiest Foundation),即致力於「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計劃」,以推動中、外學者,天主教及非天主教人士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出版一系列「懷仁叢書」。本書為「懷仁叢書」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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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Hetao)1874-1911
原著: / Patrick Taveirne
譯者:古偉瀛、蔡耀偉
定價:650元

前言005
序言及鳴謝009

緒論011
序章:脆弱的平衡,失去的和諧029

第一章:鄂爾多斯蒙古人與清帝國047
從黃金氏族、黃教崇拜者到清朝屬國048
元代的成吉思汗祖宗崇拜:從氏族祭祀到國家祀典049
晚明蒙古的護持藏傳佛教050
明清易代之際的蒙古人056
清朝大君、蒙古王公、喇嘛和平民059
帝國對蒙古人民的政策061
帝國治理蒙古藩屬的機構063
帝國對漢蒙、印藏及中亞形象的同化069
因地而分的盟旗制072
印藏佛教的自主發展076
游牧經濟復甦及危機078
獨貴龍運動081
漢人移民:農人和商人081
河套沿岸的漢人穆斯林聚落082
從季節性遷徙到永久定居083
從義倉到廳治086
從邊境互市到草原上的旅蒙商087
蒙古游牧場的長期租借089
漢人地商的興起090
城市與交通發展091
內蒙古牧民、漢人農民和滿洲旗兵092
蒙古人的認知:個人對主上的忠誠093
漢人的認知:「封建」系譜學095
滿人的認知:滿/漢(旗/民)分治097
晚清政府對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098
小結103

第二章:基督宗教傳道團與歐洲民族國家107
羅馬天主教會110
王室的保教權110
教宗和傳信部112
教團與修會113
個別基督徒與基督徒社群117
反教事件與中國禮儀之爭118
啟蒙運動與傳道團的衰落120
宣教特色與動機122
基督新教傳道團125
喀爾文派與敬虔派傳道團126
福音網路與盎格魯─薩克遜傳道團128
威廉‧凱利和浸信傳道會129
國教傳道會和克拉朋聯盟130
倫敦傳道會與漢蒙聖經譯本131
中國內地會與信心傳教134
宣教特色與動機134
沙俄正教傳道團137
雅克薩(阿爾巴津)使團137
彼得大帝與傳道團138
烏拉─阿爾泰學與漢學研究的開端139
大革命後的天主教會:斷裂與延續142
法國大革命的衝擊142
法、比革命與反自由主義運動144
工業革命與社會問題147
浪漫主義運動與天主教復興149
敬拜革命與羅馬禮153
天主教復興與海外傳教熱忱155
大眾對傳道團的支持159
全國性傳教機構的興起161
傳教士心理162
小結165

第三章:長城以北:轉變之風169
基督宗教在條約體系中的傳布170
從清廷禁教到法國保護170
從葡國保教權下的主教區到宗座代牧區181
清帝國與低地國家185
從朝貢體系到條約體系185
利奧波德二世的個人動機186
來自遠東的呼喚187
從孤兒院到代牧區187
第一批司各特傳教士189
法國護照問題與條約體系192
長城西北194
看顧四散羊群的耶穌會、小兄弟會與遣使會194
遣使會蒙古宗座代牧區198
署理蒙古宗座代牧:從遣使會士到司各特傳教士206
漢人群眾敵意的增長213
在漢人基督世界之外,追尋蒙古傳教站220
歸化城:蒙古城或中國城?222
蒙古傳教站的變遷228
從蒙古傳教站到漢人傳教站239
內蒙古的教區劃分246
小結253

第四章:傳道花絮與組織成長:聖母聖心會257
歐洲本土259
地理與社會來源259
培養溫床:小修院和中學262
人文學科:從希臘、羅馬古典到方言文學與科學264
新多瑪斯主義的興起與反現代主義266
初學院269
邁向司各特神學院272
從宗教民族學到傳教學275
故鄉的持續支援277
在本土和遠方傳教區之間281
旅程281
通信283
漢蒙傳教區284
從居無定所到定居傳教284
無所不通的雜學家285
教宗至上主義者286
基督禁欲的兵士288
從反自由主義到反社會主義291
從愛國主義到法蘭德斯激進主義294
語言特殊論者與民俗學家299
修會305
從教區司鐸到修會自主派305
引進雙重管理權307
追尋傳教士靈修與組織文化311
十年期滿離開傳教區316
小結317

第五章:社經禍難與傳教動機:愈顯主榮、拯救人靈321
晚清蒙地放墾與新政322
河套灌溉渠道的開發322
官方放墾河套旗地326
新政329
從城市居民到牧人與農民:鄉村傳教事業333
黃河沿岸的傳教站334
長城沿邊的傳教站343
天主教集體農場:自給自足的飛地?347
晚期基督新教的鄉村傳教站354
直接與間接傳教事業:緊張與優先順位356
物質施捨與精神布施:間接傳教工作的優先順位360
小結391

第六章:族群文化萬花筒:蒙漢天主教社區393
蒙古的脈絡:黑教、黃教與藍教師父393
黑教師父395
黃教師父396
藍教師父400
基督宗教教義的翻譯407
蒙古基督徒社區的產前陣痛410
蒙古天主教徒的在俗修會410
服從天主教教誨及儀式412
教會大堂對比於喇嘛寺413
天主教信仰及大眾敬拜416
蒙古人的朝聖,佛教節慶與教會慶節420
天主教聖曆420
朝聖421
蒙古節日與天主教慶節422
無視於飲食禁忌423
天主教與蒙古人的通過儀禮426
出生及童年426
成年與婚姻427
死亡儀式與葬禮428
漢人的脈絡:道教徒、佛教徒、穆斯林與基督徒430
白帽穆斯林432
老天主教及其他教門433
農牧交錯社會435
儒家士大夫與司各特反傳統者436
聖教的傳播437
天主教入門與習俗440
奉教440
祭巾爭議441
教堂對比於村莊寺廟442
拒掛萬歲牌443
漢人天主教社群445
本地社會階序445
天主教貞女447
外顯姿態與自信449
和民間宗教競爭451
公共秩序與天主教紀律452
年度下會454
漢人節慶與宗教節日456
漢人天主教日曆456
漢人民間與天主教節慶456
天主教與漢人的通過儀禮459
出生及童年459
反纏足460
婚姻與成人462
特利騰會議的《雖然》法令:頒布或不頒布?463
死亡儀式與葬禮465
小結468

第七章:義和團:基督徒的厄運與戰鬥性473
華北及南蒙古的改宗模式與衝突475
義和團運動的起源與擴散486
天然災害與外國滲透488
令人不安的謠言與告示490
集體降神、婦女的不潔與基督徒的驅魔494
教民與非教民長久以來的緊張496
列強之間高漲的競爭499
沙俄的威脅與晚清改革501
清廷猶豫不定的政策503
忠於清廷蒙旗王公的反應506
義和團旋風507
屠殺507
圍攻512

驅逐514
1901年的辛丑和約:分水嶺518
司各特傳教士與和約518
平羅教案:拯救婦女與嬰兒522
地方賠款526
集體賠款534
司各特北京帳房計劃的失敗536

債538
集體賠款中的法國貸款539
傳教士的戰鬥性542
從司各特會到本地教會544
朝向近代傳教方法545
小結546

終章:從外國傳道團灰燼中萌芽的本地教會549
教會聖統與法國保教權549
被摒除於科舉考試之外555
從帝國到民族國家:宗教自由556
徵引書目559

附件
1.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區聖母聖心會傳教士593
2.傳教士家庭背景600
3.西南蒙古司各特傳教士的社會分層606
4.教區學院(中學)607
5.小修院611
6.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區基督徒社群發展(1883-1912)613
7.聖嬰會在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區(1886-1912)616

重要名詞索引618


前 言

  1982年聖母聖心會同意與魯汶大學合作成立南懷仁文化協會,並且參與中比關係的歷史研究,特別是聖母聖心會在內蒙古的工作。當年五月我去了一趟北京,參訪社科院並會晤院長宦薌及趙復三教授,我告知我們的計畫並尋求未來合作的可能性,他們表示有興趣合作,不過卻表達了在中國還不曾做過這樣的研究,他們很驚訝地知道我們早已讀過戴學稷於1960年代在《歷史研究》當中出版的一系列文章,戴在文章中用非常負面的角度批評聖母聖心會在內蒙古一帶的工作。當時我們修會的一位蒙文專家──司律義神父(Henry Serruys),那時他住在美國,從美國寄了一些戴學稷的文章給我。當年我在羅馬任聖母聖心會副總會長,於是我將那些文章寄給一些曾來華的老傳教士,並詢問他們的意見,包括:顧維德(Paul Coucke)、文寶峰(Henry Van Boven)、裴德思(Frans Peeters)、萬廣禮(Dries Van Coillie)。在我的要求之下,他們根據自身在中國的經驗,以聖母聖心會來華傳教士的角度,寫下了對戴學稷文章的回應。戴學稷在文章中引用了很多的教會文獻,其中有些是用拉丁文或甚至是法文寫成的,我們推測他們一定是要求綏遠的中國神父協助翻譯,不過我深深感受到戴對歷史事實的詮釋充滿了意識型態與偏見,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學術研究,才能達到更客觀的詮釋。不過,我也很擔心是否我的修會伙伴──在這領域的聖母聖心會傳教士──是否能夠寫出這樣客觀、學術的文章來回答戴學稷的提問。

  撰寫歷史是一項很微妙的任務,只有受過學術訓練的歷史學家才能勝任。發現並翔實報導過去的事實,對作者的學術能力和誠信是一種考驗,每一位歷史學家都對當代和未來的讀者背負著沈重的責任,如果他所寫的是受到他所扭曲的意識型態的偏見,亦或他所寫的是政治或宗教的宣傳冊子,那就不叫做歷史了。如果一位歷史學家沒有受過任何的史學訓練,他不會瞭解正確找尋文獻和歷史來源的方法,那麼他也不具備詮釋歷史真相的能力。對於中國學者和非中國學者、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這都是不爭的事實。由業餘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是沒有辦法被信任的。

  1950年我加入聖母聖心會(即比利時的司各特修會),1957年我被派遣去台灣,然後我開始學中文、中國文化以及歷史,我在閱讀到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以及當時許多其他的「無名英雄」所保持的中國和歐洲友好關係時,充滿了興奮之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自低地國: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衛方濟(Francois Noel)……,不過,原本17、18世紀的友好關係,到了19、20世紀卻逐漸惡化,我對這樣的事實感到失望。我親身感受到這戲劇性的歷史發展是導致北京和羅馬在1950至1960年代,或甚至是之後關係交惡的原因。

  當我建議在魯汶大學之內成立南懷仁文化協會之時,我視自己為歷史研究的提倡者,而不是歷史學家。歷史並不是我的專業,不過1981年時修會要求我開始一項計畫,這計畫可以讓修會以一更積極的方式來回應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並與其他國家尋求對談與合作。我認為這是在大學內設立一機構來提倡學術的、歷史的研究的機會,雖然歷史不是我的領域,而且我也不打算親自參與歷史研究,不過我覺得我可以在提倡這樣的研究中扮演角色。我將東西方交流史的學術研究視為增進中歐關係的第一個步驟,不過這樣的研究,為了在對話的基礎上能夠更有幫助,應該要以更學術、更科學的方式,也就是應該選擇在大學內進行。戴學稷的文章讓我更加確定了這樣的選擇與信念,事實上,在與中國社科院的學者會晤之後,1984至1985年代,許多次我都試圖與戴碰面,因為我認為親身的接觸可以幫助更好的瞭解。1985年我甚至飛到天津,因為聽朋友說他在那兒工作;1986年我也試圖在廣州與他見面,可惜幾次都沒有成功。
  1983那一年,同會會士譚永亮神父初到香港,當時他還是香港聖母聖心會團體的新成員。他向省會申請要做進一步的研究。我認為他應該是主導南懷仁文化協會歷史學術研究的適合之人,我同他和修會的長上們討論之後,便建議他到荷蘭的萊頓大學讀漢學,目的是為了讓他在中國文化、語言和歷史方面具備更充分的學術背景。這樣的計畫被通過了,譚永亮投入的領域不是中國哲學或文學,而是歷史。在譚完成了萊頓的漢學碩士之後,修會希望他繼續到魯汶大學攻讀博士。Emiel Lamberts是魯汶大學歷史系的前主任,剛剛在魯汶成立了一個稱為KADOC的中心,在那裡存有許多傳教修會(以及許多傳教機構)的檔案供研究之用,KADOC也因此成為低地國傳教士在非洲、美洲和亞洲傳教工作的研究中心。Lamberts教授同時也是Carine Dujardin博士論文(她的題目是關於佛萊芒聖方濟各會在湖北宜昌的傳教)的指導教授。有一年的時間她擔任南懷仁文化協會在魯汶的研究員,
當時她幫忙將方濟會神父在SinTruiden的檔案編目,這是她在NationaalFondsvoorWetenschappelijkOnderzoek(
NFWO國家科學研究) 獲得博士研究獎學金之前的研究開端。當Carine Dujardin開始她研究的時候,譚永亮和我都出席了在Kadoc聚會的小組會議。在我們的建議之下,E. Lamberts接受擔任譚神父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事實上,譚神父為了這博士論文寫了很多年,他在萊頓讀漢學時受到的學術培育,使得他收集在博士論文中的資料令人印象深刻,並且獲得在鄂爾多斯、鄂爾多斯蒙古人、漢人移民、農人、商人、歷史和人種的背景的完整資訊。Carine Dujardin博士論文中研究魯汶傳教歷史的學術途徑,如同譚永亮博士在他的序言中所敘述的,也讓譚博士受益良多。她對基督徒傳教的獨到見解、歐洲國家、聖母聖心會傳教訊息和文化宗教背景,在在都豐富了譚永亮的論文。

  這本厚書的英文版是由魯汶南懷仁文化協會於2004年出版的,事實上我們曾將這本書當作禮物贈送給所有在中國研究蒙古的學術機構,特別是在內蒙古一帶。不過,並不是在這些機構的圖書館一定就能找到我們的書。再者,很明顯地,也只有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才能夠讓蒙古和中國學者認識譚神父的研究成果。不過,要翻譯這樣一本有著眾多專業主題和字彙的厚重書並不是件易事,事實上,我們還一度擔心是否能找到譯者勝任此工作。
  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古偉瀛教授介紹了他的學生──蔡耀偉來翻譯此書,我們感謝並恭喜他將本書翻譯得如此出色。古偉瀛花了相當的時間細心地核對翻譯,並做了適度的修正。潘玉玲也同樣花了相當的時間與耐性做校對,使得這本書能夠出版。蔡耀偉的翻譯、古偉瀛的修訂、潘玉玲的校對,讓這本書呈現出另一科學的、學術性的面貌。他們對鄂爾多斯的研究創造了歷史性的貢獻,使得中國和蒙古學者都能閱讀譚神父這重要的研究。

  不僅如此,這本書不但是英文書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Hetao)1874-1911的中譯本而已,譚永亮博士還利用這機會將他的研究資料更新,引用了諸多近年的出版來印證並豐富他的研究。例如蘇德畢力格(Sodbilig)近期所寫的文章以及為數不少的中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最新成果,都使得這本書的內容不但更加出色,而且與時俱進。

  南懷仁基金會在此驕傲地呈現這本書,並恭喜作者、譯者,以及台北南懷仁研究中心的研究出版組成員。

  聖母聖心會士 韓德力神父
  Jeroom Heyndrickx, cicm
  2012年3月25日寫於魯汶

無試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