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采書摘：
第一章
奔向「月球」
1552年12月2日的晚上，方濟．薩威，這位打開日本信仰之門，並夢想著在中國也做出同樣業績的耶穌會士，在一個叫作「上川島」的小島上死去了。與此同時，在廣東的監獄裡，葡萄牙的囚犯在痛苦地呻吟，神祕的中國禁閉著大門。這之後不久，曾經因為錯過了一些商業機會而遺憾的那些有影響力的廣東商人，成功地通過廣東巡撫林富，促使北京當局將防衛大門稍稍地打開了一點。廣東有限貿易之謹慎的開放始於1554年。葡萄牙人在中國南海岸的一個小半島上定居下來，建立了一個叫作"Macau"的社區。這就是「澳門」。澳門在西方與東方的歷史上註定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並且贏得了巨大的聲望。
與大牆上的這個小裂縫不同的是，中國仍然處於永久的孤立之中。傳教士們一切旨在打破壁壘的努力都被宣告無效。1555年，巴萊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試圖進入廣東，但失敗了。1563年，有八位耶穌會士在澳門工作。這時的澳門有五千居民，其中九百名是葡萄牙人。1565年，他們的會長方濟．培萊思（Francisco Peres）攜帶一份要求允許他們在中國開教的正式申請書，來到廣東巡撫衙門。他受到非常有禮貌的接待，主人通情達理地勸告他學習中文，然後將他送回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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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義大利的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給予天主教的進取事業以全新的指導。范禮安是一位民事法的博士，曾在教宗保祿四世的教廷裡工作過一些年。1566年，28歲的范禮安加入了耶穌會，他給耶穌會帶來了非凡的智慧與精神財富。1573年，耶穌會總會長任命他為修道院長，並委以東印度全體耶穌會士的巡察使之職。當時的東印度在歐洲人的地理概念裡包括了日本和中國。
范禮安於1574年3月24日從里斯本出發，與他同行的還有41名將要從事各種各樣事業的耶穌會士。從1577年10月到1578年7月，他第一次駐留澳門。在這9個月期間，通過觀察和詢問，使他對中國人產生了崇高的敬意（他稱其為偉大的和傑出的人民），同時也洞察到以往失敗的原因。「進入中國唯一可行的方法，」他在給總會長的信中寫道：「就是調整我們的策略，採取一種與迄今為止我們在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方法。」
這可以稱為是「劃時代的觀察」。它明確地預告「歐洲人主義」的時代被打破了，代之以嘗試一種新方法，將天主教作為一個外國的胚芽移植到具有反抗力的不友好的中國文化的軀幹上。天主教復歸到它最初的發生潛在作用的角色，悄悄地進入中國文化的軀體，並盡力使之發生內在變化，這就是范禮安的見識。不能說他心中已經有了一個詳細的行動規劃，制定出這種規劃在當時還是不可能的，它只能逐步地形成。在他那個時代，他打破舊有傳教方法的觀點的革命性特徵，不會存在於一個與之相應的完整計畫中，只能存在於基本態度的改變中。
「歐洲人主義」是一個精神的王國。它存在於以歐洲文化形式為終結的狹隘、高傲自大的假設當中。這些文化形式被附加了絕對的價值，因此它不可能認識其他文化的固有價值。歐洲以外的那些國家的人民，被他們曾經熱情招待過的，或是在武力的強迫下不得不招待的歐洲人終生地侮辱和蹂躪，他們的感情被永久地傷害了。
文化適應，是以尊重當地文化為基礎的，它植根於謙虛的精神和對無論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價值的理解之中。范禮安的這種新的，也可以說是相當古老的用以解決傳教難題的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
第四章
擴展根基
利瑪竇在前往京城的水路途中經過南京。與他上次沒能在這裡落腳時的氣氛一樣，南京的氣氛仍然明顯地讓人感到不安。朝鮮與日本人的戰事再起。利瑪竇因為南京城的緊張氣氛沒能上岸住下，不過這並不妨礙他進城拜訪眾多的朋友。利瑪竇由於和王弘誨的關係，又使他結識了一些新的對他有幫助的人，特別是與江蘇總督趙可懷的相識。利瑪竇說，在智慧和藝術方面，「趙可懷是中國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是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將總督趙可懷與這位耶穌會士聯繫起來的。在慶賀王弘誨官復南京禮部尚書的賀禮中，有一幅趙可懷送的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的複製本。這個複製本是趙可懷從利瑪竇的老朋友──先任南雄同知、後任鎮江知府的王應麟那裡得到的。趙總督將地圖連同他為地圖寫的序文刻在石頭上。當他得知這幅有名的世界地圖的繪製人與王弘誨在一起時，就產生了想見一見利瑪竇的願望。王弘誨同意了，因為在總督的一再邀請下，利瑪竇不去拜訪他是失禮的。當時的江蘇省總督府的官邸在句容，就這樣，王弘誨繼續走陸路進京，郭居靜走水路經大運河北上，利瑪竇則趕赴距南京一天路程的句容。利瑪竇在句容住了一個星期。在這幾天裡，總督大人暫且將公事放置一旁，與利瑪竇長時間地談論數學和歐洲的文明。為了使客人有親切之感，總督專門將一間小的房間布置成近似禮拜堂的樣式，為的是利瑪竇在他這裡能做祈禱、讀每日祈禱書。利瑪竇在這間房間裡掛的救世主耶穌的畫像，正是準備進京獻給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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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和日本人的關係再度緊張，外國人在京城是不受歡迎的。利瑪竇的許多在朝中任職的朋友害怕受到猜疑，因此不敢接待他。經濟上的窘迫也加劇了利瑪竇的困境。在澳門的李瑪諾給利瑪竇他們開了一張匯票，但是在北京兌換不出現金來。
利瑪竇極為失望，他的處境也非常的嚴峻。他的朋友不敢收留他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皇上是一個暴君，他經常對宮裡那些犯了一些小錯的太監施暴行，將他們打死。皇上不關心朝政，只是想著如何聚斂錢財。朝廷的命官們是上行下效，向那些進京辦事的人索要銀兩。而這些人的錢財又是從地方上搜刮來的。北京就像巴比倫一樣的混亂，充滿了罪惡，沒有正義，也沒有救贖的願望。」
利瑪竇得出的這一結論，是不令人驚奇的。他說：「在這裡，傳播福音的日子還沒有到來。」1598年11月初，利瑪竇一行四人離開北京，返回南方。
他們來北京的主要目的沒有達到，但是時間並沒有白費。這一次的北京之行，使利瑪竇對作為明王朝都城的北京，其政治上的作用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使他更加確信傳教工作需要耐心和慎重，同時也堅定了必須建立一個可靠的聯絡網 的信念。這趟旅程也使他們獲得了其他方面的知識。在一路北上的途中，利瑪竇和郭居靜以太陽為參照物，測算出他們所經過的大城市所在的緯度，他們還以中國的「里」為長度單位，測量出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距離。到了北京之後，根據這些數據，利瑪竇認為當時的中國與馬可．孛羅所講的「國泰」（Cathay）是一個國家。對這個結論做最後證實的是耶穌會的鄂本篤（Bento de Goes）修士。他在中國進行了一次極不尋常的長途旅行，最終對馬可．孛羅筆下的國家是不是中國給出了確實的答案，這在當時的歐洲是個令人關注的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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