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為紀念耶穌會士利瑪竇到中國四百週年，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製作一齣60分鐘的特別節目「橋上的巨人」，我是編劇。

那年代，關於利瑪竇的一切，都是紙上文章，而最完整的記錄是一本1950年代一位在香港的耶穌會士賴詒恩神父所寫的「耶穌會士在中國」，對講究畫面的電視作業而言真是難為，我們無法到利瑪竇曾經走過的地方—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出外景，他送給朝廷的自鳴鐘、他與徐光啟研究中西學的書齋、他帶到中國的日晷儀及觀象儀、他在北京的墓地等連一張圖片都找不到。於是，我們請出了利瑪竇，以戲劇方式與主持人熊旅揚對談。飾演利瑪竇的丁松筠神父更因而落髮，因為最初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兩人到了廣東肇慶（1583），他們自認是傳揚西方宗教的和尚，所以穿上僧服剃了光頭，以僧侶自居。
那場剃髮大戲當時還真製造了新聞！

時隔五十多年，為慶祝光啟文化事業成立五十周年，光啟文化慎重的以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再版「耶穌會士在中國」一書，不僅在字體、編排上與古早年代有極大的不同，更增添了很多有關人物、地方的彩色圖像並配以清楚的說明，讓所有過往的猜測與想像都有了憑藉。

再次細讀「耶穌會士在中國」，一面讀著、一面記下書中幾個重要的年代。天主教耶穌會成立於1540年，但在1552年便有一位耶穌會士聖方濟•沙勿略試圖到中國，他待在澳門的外島上川，等著當時的中國大明官員允許他登陸，但至死他都未能踏上中國的土地，只是眼睜睜的看著近在咫尺的澳門嘆息。

說來也真有趣，方濟•沙勿略到中國傳天主的聖道是日本人給的靈感。他曾在日本宣講道理，聽過的人都深受感動，可是他們認為「有關天主的誡命及創世信仰，若真是事實，為什麼中國人竟一無所知呢？」假如中國人對此尚無所知，他們便不敢輕易相信那是真理！所以沙勿略決定「要先感化了中國，再返回日本，完成使日本人歸化的工作。」
他的決定創造了耶穌會與中國這四百年的歷史！

1552年底聖方濟•沙勿略個人是銜著失望離開世界，可是卻為耶穌會開創了一方廣闊的中國天空。
利瑪竇、這位與中國現代化有極大關連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在中國近四百多年歷史上佔有相當篇幅。1582年8月9日與羅明堅神父一起抵達廣東肇慶，其實羅明堅神父在1580年就已經到了中國，只是明朝官員對「夷人」政策有些搖擺，一回兒可以居留、一回兒又趕他走。羅明堅就以彬彬有禮的態度，小心翼翼注意中國的禮儀贏得了尊敬，等比他小10歲的利瑪竇也到了中國，兩人認真的學習中文。利瑪竇很有語言天分，居然編印了一本三十頁左右的小冊子，討論中國語文進修和文化交流。

讀著《你的耶穌，我的佛陀》，心中有好多起伏，因為自己的信仰曾有許多交錯與糾葛。三歲時信基督教的母親帶我上主日學，被教導「不可崇拜偶像，不可拈香祭拜，因為耶和華是嫉邪的神。」這教誨根深根柢固在心中成了信仰主體，可是天生叛逆的腦袋一直裝著好多問號，偶像該作什麼樣的解釋？

這應該是西方討論中國語文、文化、哲學思想、宗教信仰，第一本從實際學習體會中完成的著作。而深悉數學、天文、宗教、哲學等科學的利瑪竇，在保守的中國社會也被一些學者和官員們接受。羅明堅離開中國之後，利瑪竇就獨自擔負起東西橋樑的工作，他深知在有古老歷史與文化的中國傳天主的聖道，必須懂得這古老文化的精髓，懂得中國哲學與儒家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柢固不能動搖的「本」是什麼！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這三位明朝末年的朝中高官，就是利瑪竇在中國結出的美麗果子，其影響是無法以任何語言來描繪的。

利瑪竇、遠從義大利渡海東來的耶穌會士，四百年前以仁愛、虛己、奉獻，將己身化做東西文化之間的橋樑，從他身上耶穌會士一個個走過，也都秉持相同的精神。當時序進入清朝，滿清朝廷裡又有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這三個名字在清史上是擲地有聲的，但實質上耶穌會士在中國朝廷真也有著相當的影響力。湯若望在順治帝時被任命為欽天監，掌管著天文、曆算以及各種西方科學知識的教授與書籍翻譯，以後一連幾任「欽天監」這高位都由耶穌會士擔任。有趣的是，湯若望在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時到中國，很受明朝的重視，等改朝換代之後，又受到清朝廷的重視，順治帝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喜歡找湯若望談各種西學。

康熙年間法國耶穌會派了五位在數學、地理上極負盛名的會士到中國，他們花了九年的時間畫了一本「現代滿清中國全圖」獻給皇帝，1699年兩位耶穌會士應皇帝之請創立了一所繪畫學校，不僅如此，更多的耶穌會士開始研究－孔子之道和孔子的智慧。「風俗略論」、「中國語概論」就是當時耶穌會士的著述，也成為歐洲認識中國的重要典籍。但是，那個清朝極盛時期，從康熙帝開始就禁止新的傳教士到中國，雖然康熙與北京的耶穌會士極為親近，但禁令就是禁令誰也不能改。雍正帝也承襲父親的做法反對基督宗教，及至乾隆皇，他召請更多的耶穌會士到朝中工作，郎世寧就是乾隆朝中的大臣，可是他一登基就頒布一道御令：禁止傳教和一切基督宗教活動，違者處以死刑。在這樣的禁令下，乾隆皇仍要求耶穌會派懂得音樂、繪畫、天文、製造鐘錶和機械的會士到中國來。為配合朝廷需要，一心到中國傳天主聖教的神父，就這麼被困在乾隆所要求的各類工作中長達三十年。有位會士就曾經留下這樣的記錄：「容忍，是壓在肩上的千斤擔，只為了一個目的：設法使皇帝對從事傳教工作的教士們有好感，期盼日後在苦難和苦役結束之時，好進入天國。」一段看似簡單的文字，真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辛酸！

十九世紀中葉，1842年鴉片戰爭，一紙「南京條約」從此中國走進列強瓜分的泥淖中，一次一次的戰爭後，接著一紙又一紙的不平等條約，每紙條約都附帶「基督宗教傳教自由」條款。看來讓傳天主聖道上頗受挫折的傳教士終於可以自由傳揚聖道了，實則、武力及政治力的干預，讓天主的聖道被蒙上一層不該有的顏色。但是也因此，讓耶穌會士們遠離朝廷走入民間，天主教信仰真正進入平常家庭，但會士們仍然秉持著利瑪竇所訂的原則，傳天主聖教的同時要尊重、認同、了解中國的文化、風俗，會士都要學習中國話。

之後的一百年間，中國戰亂不斷，滿清末年的義和團、八國聯軍、列強瓜分中國、各省盜匪四起。好不容易滿清亡、中華民國成立，但戰爭並未停歇，日本侵華再起，八年抗戰再加上國共戰役。這百餘年間，中國在極大的苦難中，百姓的生活更非一個「慘」字可以形容，就在這樣的中國，耶穌會士創辦了孤兒院、養老院、醫院、小學、中學、工業學校，成立神學院、創辦大學。
耶穌會士在中國已然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定力與善念。

在台灣與香港的耶穌會士更沒閒著，接續著從利瑪竇傳下來的福傳宗旨，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習俗，說國語、台語、廣東話的會士五十年來也為台灣、香港與澳門結出許多許多好果子。

一本五萬二千多字的「耶穌會士在中國」，以編年史方式串起從明朝開始的四百多年，似嫌簡略了點。好多篇章都留下了空白待補，譬如：
徐光啟與利瑪竇的友誼、徐光啟入教的故事以及他為什麼會將家產捐給耶穌會做為推廣教務的基地？
會士們當初是如何適應迥異的生活與文化差異又融入其中？
會士們以學者身分進入朝廷，可曾悄悄的傳講福音？可曾影響了那位朝官？
清朝末年，各種戰役之後傳揚基督得以合法，但如何面對強權侵略與基督是愛的衝突？

1950年代大批會士與教友被拘禁或勞改，幾十年間這群沒有牧者的羊群是怎麼渡過黑暗的？
耶穌會士對中國、台灣、香港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西學東漸、東學西漸，是否能畫出其融合的軌跡？
似乎還需要許多專書來添補這些空白。

耶穌會成立於1540年，而對中國的福傳工作開始於1552年，兩部歷史的腳步是相屬也幾乎是並行。當然、天主教之於中國，耶穌會是其中一部分，但無可否認的是開宗明義第一章，也是這部未盡之書中的重要章節。

行筆至此，突然覺得許多疑問不一定需要答案，也不一定有答案，那指揮著耶穌會士如此、如彼、或東、或西的天主，定然早就設定「耶穌會士在中國」有人探路、有人鋪路、有人搭橋、有人挑擔，走啊走的，就這麼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