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九○年十月十九日蘭陽陰霾的午後，羅東聖母護校的禮堂內正舉辦一場殯葬彌撒暨告別禮，可容納五百多人的禮堂內早已擠滿了臉色悲傷、神情凝重的群眾，有衣冠楚楚的政要高官，也有穿著粗衣拖鞋的鄉下人，禮堂外聚集了更多若有所失，甚至眼眶紅澀的群眾，他們不是被分配來充場面的學生或員工，也不是來應酬的生意人，更不是死者的親人；許多是請假或翹班的公務員，更有些是放下一切老遠從中南部專程趕來的老婦人。而他們要告別、要表示敬意的不是什麼顯赫大官，也不是當地的富豪，而是一個在台灣沒有家產，沒有親人的范鳳龍大夫，這位一無所有的外國人曾是他們生命中的大恩人，「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好心腸的醫生！」、「我的生命是他撿回來的！」、「我的兒子是他從鬼門關搶過來的！」會場不時出現類似這樣的交談與哀嘆之語。不認識范大夫的人很難想像遺像中那位表情冷漠鬱抑的外國人，竟會是這些湧自台灣各地群眾心目中慈悲的大好人。
肉體的消失和時光的流逝並末抹掉大家對他的思念，死後八年，台灣政府頒給他醫療奉獻獎；十七年之後，大家為他蓋了范鳳龍紀念大樓。在聖母醫院老員工的眼中，在老宜蘭人的心裡，范大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的確，他的生平、作為、脾氣，一直是大家津津樂道的傳奇。 書摘
1945年5月初，范大夫由朋友處得知共產黨正準備剷除「反革命分子」，警告他要小心些。所以當范大夫確知情勢危險，便偷偷告別親友，和一群同為躲避共產黨迫害的斯洛維尼亞人民，打算坐車往義大利去逃難。就像中國赤化時，許多中國人由內陸撤退到台灣一樣。范大夫乘著一輛滿載藥品的汽車，擔任照顧難民健康的隨隊醫師。5月28日，一行人越過斯洛維尼亞和奧地利邊境的嘉拉瓦克山（Karavanke），在奧地利南方的城市克拉堅福（Klagenfurt）暫時停留時，後面跟來了一輛英國軍車。當車子繼續前進時，范大夫覺得事有蹊蹺，他曾向朋友描述這個生死關頭的經歷：
「我乘著一輛滿載藥品的汽車，因我被要求做一個陪伴難民逃往義大利的醫生，沿途照顧難民的健康。在克拉堅福停留的時候，我的車後面跟著一輛英國的軍車，我正懷疑怎麼會有這麼個夥伴，我從未到過畢百克（Pliberk德文拼為Bleiburg），也不瞭解那一地區，更不明白有這麼個夥伴。途中沒有路標，我不知道該怎麼走，但下意識裏，我覺得並非走向義大利，而是朝反方向走。
大約下午五點鐘，我們到了畢百克，護送隊伍在一處有標示的麥田附近停下來。我們下了車，英軍開始向我們展開行動，徵用我們的裝備。麥田的右方可以看到火車站，有列火車正冒著煙，我們被通知「從這裡坐火車去義大利。」但大家都很憂心，因為那些武裝的英軍，態度並不友善。當時我穿著便服，袖子上掛著紅十字臂章，仍然被兩名英兵搜查，他們沒收了我裝刮鬍子用具的皮盒子，並扣留我，直到證明我是醫生。英軍軍官告訴我，沿著鐵路到車站去，並把汽車上的藥品，裝載到火車上，他自己也和我們一起到廣場上轉換路標方向，我們到了車站，立刻被共產黨游擊隊包圍，英軍軍官與游擊隊首領商議，雙雙來到我面前，當時我們仍然在汽車上，旁邊是我的司機。
紅軍首領向我說：「在這裡等，最後才上火車。」我立即明白了，猜測我們等候的目的，因而我的心跳加快。
火車站前有間小客店，英軍將斯洛維尼亞難民二、三十人一群群的交給游擊隊，然後回來再帶走其他的人。當時我和司機從汽車上下來，向四周瞭望一下，看他們是怎樣被控制著的，抓住瞬間的機會，我們躲到客店後面，假裝去找廁所，房子後面是一塊菜園，再過去是一塊麥田，司機催促我：「快躲到麥田裡，你先走我跟著你。」我迅速投身在麥田裡，有位婦人正在倒土，我用斯洛維尼亞語問候她。我怕她喊叫，她反而用德語說：「你好。」我懷著希望躲到麥田裡，躺在地上不敢動，心裡非常著急，不曉得可曾被人看到，或會被那婦人出賣，也不知道司機是否跟了過來？一切轉變得那麼快，沒有時間想那麼多。我身上只有一件襯衫，口袋裡有隻錶和一些錢。大約六點鐘，聽到火車開走了，一切變得死樣寂靜，那時我才相信我確實不曾被人看見，而那些斯洛維尼亞難民隨著紅軍走向死亡之路。
躺在地上足足有六個小時，我終於冷靜下來，在這個漫長的時間裡，給了我一個反省的機會，我永遠記得，在麥田間那漫長的六個小時，那天是五月二十八日，是我的畢業週年日，也是我夢想著到中國去的一天，我相信我的生命在當時已經結束了，我怎能與我的同伴們分享這一生命？當時在麥田中我決定，若能獲救，我將把我的餘生，奉獻在傳教區，去服務貧窮的人。」（Ciglar，3-5頁）
那一夜，范大夫躺在麥田中，澎湃的思潮漸漸沈靜下來。半夜十一點，他決定離開麥田，分開麥禾慢慢匍伏前進，避免發出聲音，保持警覺，穿過街道爬上對面的山丘，回到原來的路上，已是午夜一點鐘了。月光照亮了大地，卻沒有一點生靈的氣息，他沿著山路走到大概有海拔一百公尺高的山頂上，坐下來等到天亮。約在六點鐘，他從另一邊下山，避開行人來到斯密爾（Smihel），遇到一位奧地利婦人，向她問路，根據她指引的方向，走了兩天的路程，他終於回到克拉堅福。
到達克拉堅福之後，他馬上去找在聖堂當神父的高中同學，也就是遣使會的可百克神父（Fr. Kopak）。那時他全身污穢，幾天沒刮鬍子，他述說自己的反共同胞如何被英軍出賣，被南斯拉夫共黨游擊隊押解回去的經過。他和神父分享自己在麥田的心路歷程和誓願，可百克神父告訴他：「明天早上我要經過山區到羅馬去，羅馬的紀勵志主教正在找一位斯洛維尼亞醫生去中國。」──摘自「4.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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